父母陪我共风雨

身为“夹心饼干”又身有缺陷的我，从小到大，让父母操碎了心。

从小体弱多病的我，7个月时，被诊断为大脑炎，住进了安徽泗县刘圩镇医院的一间隔离病房。当时正是三伏天，小脚外婆每隔三两日，走上数十里山路，给孤身一人在医院照顾我的母亲，送来杂粮煎饼。又匆匆往家赶，不放心那只有两岁的姐姐。

不到半月，同病房的两个孩子相继夭折，其中一对父母，刚刚品尝了中年得子的喜悦……

偏居一偶的病房里，只剩下一颗心早已吊在嗓子眼的母亲。白天还好，晚上八点停电后，死寂的病房完全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，阴森而恐怖。

远在盐城黄海农场，下放知青的父亲，接到电报后，心急如焚，立即着手办理我们母女三人的户口入迁手续。

没有体会过三翻六坐九爬爬经历的我，是夹在大人的腿裆里长大的。第四个春季来临时，我才独自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。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喜欢苜蓿的清香，喜欢桃花的鲜艳，梨花的洁白……可是，很快，我就如只蜗牛缩着脖子躲进厚厚的壳里，以躲避来自四面八方的“利箭”。

“缩头炮”是孩子们送给我的雅号。远离了人群的我，成了父母的“跟屁虫。”五六岁的小人，情愿一路小跑地跟着泥瓦匠的父亲，一天两个来回，赶往八九里外的另一连队。

父亲的严格是出了名的。从小学到初中，姐姐年年得年级第一。学校时常会敲锣打鼓给家里送来喜报，常惹得连队人上门取经。邻居贺国华老师，总会笑着说：“红子的成绩，是刘师傅打出来的。”姐姐不但成绩优秀，管理能力还特强。身为班级和校学生会的干部的姐姐，却常常因为放学后检查各班卫生等情况晚归而被打，父亲怕影响姐姐的学习。而很少挨父亲打骂的我，成绩平平，更和所有的干部无缘。好像一直不开窍的我，小升初时，更是红灯双悬。我想这次的打骂，一定在所难免。可一向对姐姐严格要求的父亲，却没有责怪我一声。

那个暑假，父亲利用一切空余时间，带我学习。先复习巩固五年级数学，然后带我预习初一的数学。父亲先耐心细致地一道道讲解例题，再让我逐题演练，看着我独自准确地完成课后作业。父亲笑着对我说，“做得真好，你很聪明！”在父亲的鼓励声中，我养成了独立思考、认真学习的习惯，对学习不再有畏惧之心，自信心慢慢培养。后来，我和姐姐一样考取了省重点高中。

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

2011年的冬日，正在私企上班的我，被七八块钢化玻璃砸在腿上，导致左腿腓骨断裂，膝盖塌陷。父母毅然承担起照顾我的重任，那年父亲74，母亲72。

住院一个月间，父母每日顶着严寒给我送饭。每天天一亮，就把一个个饭盒，摆在我的面前，疼爱地看着我吃下他们精心为我准备的菜肴。而大年初一，六点没到，父亲就送来了亲手为我包的饺子。母亲每日为我端茶倒水，端屎倒尿，更是关怀备至。让同病房的人好生羡慕：四十多岁还被父母百般的疼爱……

当时只顾着饱腹的我，看到的只是父母慈爱的笑脸，从没问过，更没想过，白发苍苍的父母，竟然会在新年的鞭炮声中，走上50分钟，只为让我早点吃上可口的饭菜。如果不是，后来，姐姐无意中说漏了嘴，我可能将永远蒙在鼓里。

出院后，每日早起在弟弟家忙完家务的母亲，专程赶往菜场后，又拎着新鲜的菜蔬往我家赶。轮换着为我烧黑鱼、熬骨头汤、炖鸡汤……变着花样为我增加营养。每日，母亲依旧为我端茶倒水，帮我收拾家务，陪我说话，逗我开心。每当大小便后，我刚想把便盆藏在硬纸板下，等五年级的女儿放学回来倒。可母亲总抢先端出去……10点多钟，待我吃饱喝足，母亲又匆匆赶回弟弟家。下午1点多钟，再过来，天晚再赶回去。3个多月，母亲没有在我家吃过一碗饭，喝过一口水。我的体重大幅上升，而母亲却消瘦了许多。看着面颊逐渐恢复红润的我，母亲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对于父母的百般呵护，我知道不能再虚度时光。人到中年，没有一点文学细胞，从来没有文学梦的我，拿起了《全国中考百分作文》。

秋高气爽的时节，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我，被老板叫回了单位。便一下坠入了漫长而又灰暗的人生冬季。虽然是工伤，可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又不想以怨抱怨，不愿把精力放在无聊的官司上的我，对于众人的恶言恶语，只得默默忍耐。

几次要前往单位为我出气的母亲，被父亲劝住。“没有工作，我们养活你。”父亲一脸刚毅地说道。有了父亲的安慰，不管在单位受多大的委屈，每晚回家后，我都要看四五小时的书，开始并用笔记录人世间的真善美。

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我的文章先后在《中国文化报》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《农民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现代快报》《春城晚报》《新商报》《中国农垦》《文史月刊》《老人世界》《新青年》《做人与处世》《科学养生》等报刊杂志发表。我的一篇小文入选了六年级作文辅导书。能和周作人、冰心、朱自清、林清玄、巴金、老舍、汪国真、郁达夫、安徒生、托尔斯泰、居里夫人、大江健三郎等众多国内外名家的名字同列，让我倍感惶恐和欣慰，生活中屡屡受挫的我，没有辜负父母的关爱和体贴。